“一种非常讨厌的力量！”
“我似乎已经感觉到有秃驴在靠近！”
费大圣感受到了这种力量的降临，不由得皱起了眉头，有些厌恶地说道。
佛道之间的差异，其实是很大的，所谓的佛本是道什么的，根本就是狗屁不通的东西，事实上佛宗道门之间的不同，是根本性的，除了双方都追求超脱之外，并没有什么东西是相同的。
当年虽然也有老子化胡经之类的东西，试图证明佛门是道教祖师老子西行之后，去往西域天竺之后，化胡为佛的结果，但是事实证明这些说法不过是佛门东渡之后，无法打开在华夏的局面，所以才不得不借用道门祖师的强大影响力，试图以此融入华夏的伎俩罢了。
毕竟双方追求的目标就不同，根本就不可能被强行扯到一块儿去，至于说什么佛道双修之类的东西，也不过是无聊之人胡扯罢了。
创作老子化胡经的作者，据说是道士，创作的本意大概是用来贬低佛门的，但是佛门中人当时却认为这种说法，有利于佛门融入华夏，所以就默认了。
不过到了后来，佛门壮大了，就对这种说法翻脸不认账了。
事实上，真正的修真者，一念单纯，无非就是利用纯粹的力量，去打开新世界的大门，为自己获得一个新的发展机会罢了，若是事事都要掺和一下，根本就没有办法达到极致，更不要说什么超脱于这个世界之外了，那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。
即便是像费大圣这样，似乎是博采众家之长的做法，也不过是从形式上追求一种变通罢了，并不是说他真的就改变了自己的信仰，那样的话，只会让情况变得复杂而不可收拾，影响到他的修行。
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曾载有老子西行的传说。
不过，关于老子出关而“莫知其所终”的记载，在司马迁那里只是一种传闻，司马迁本人也无从证实，而且与佛教没有任何关系。
事实上，老子化胡的故事最初起于东汉。
汉桓帝时，襄楷上书提到“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，浮屠不三宿桑下，不欲久生恩爱，精之至也。天神遗以好女，浮屠曰：此但革囊盛血，遂不盼之。其守一如此，乃能成道。”
三国时，化胡说内容进一步有所发展。
《三国志·魏书》注引鱼豢《魏略·西戎传》称，“浮屠所载与中国《老子经》相出入，盖以为老子西出关，过西域之天竺，教胡。浮屠属弟子别号，合有二十九。”
可见《浮屠经》以老子为佛陀之师，为《老子化胡经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。
到西晋惠帝朝末年，道佛之争日益加剧，道士祭酒王浮与沙门帛远辩论二教邪正后，遂撮合历史上的老子化胡说，加上自己的引申发挥，创作《老子化胡经》，以证明道在佛先，道教地位应在佛教之上。
该经以后陆续扩增为十卷，后来的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四册所收的《老子化胡经》二卷（卷一及卷十），系法国学者伯希和于敦煌所发现。
敦煌本《老子化胡经》中，老子不仅成了“三教混齐”之主，还成了摩尼教之主。
虽然敦煌本的化胡经还不能断定为最后的定本，但它的结构和内容更趋完整，将道教和佛教双方、甚至儒家、摩尼教的历史和教理、教义都融入其中，最后确定老子为三教教主，“总摄一切法门”。
《老子化胡经》的这种变化，与佛道二教的争论显然有直接的关系。
由于佛教方面的不断反驳，道教方面只有在细节上不断地修正，才能够自圆其说，许多与老子化胡说相关的道书相继被造作出来，如《玄妙内篇》、《出塞记》、《关令尹喜传》、《文始内传》、《老君开天经》等。
可以说，《老子化胡经》是与老子化胡说相关的系列道经的总称。
《老子化胡经》将佛教创立归功于老子或尹喜，激起了佛教徒的强烈不满，他们曾有针对性地提出三圣东行说和宝应声菩萨、宝吉祥菩萨化为伏羲、女娲说来抗衡道教的老子化胡说。
三圣东行说在题为东晋帛尸梨密多罗所译的《大灌顶经》卷六《冢墓因缘四方神咒经》中就出现过。
不过《大灌顶经》被认为是刘宋时期的疑伪经典，该经没有说明“三圣”到底何指。刘宋时的僧愍在《戎华论析顾道士〈夷夏论〉》中首次出现了大士迦叶是老子的说法。
到了北周道安的《二教论》则曾明确指三圣为孔子、颜回和老子，他引用的经文是《清静法行经》，“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，儒童菩萨，彼称孔丘，光净菩萨，彼称颜回，摩诃迦叶，彼称老子。”
三圣东行说的三个人物的称谓在佛教的传说里不完全一致，有时亦指老子、周公、孔子。如梁武帝在《舍事李老道法诏》中说，“老子、周公、孔子等，虽是如来弟子，而化迹既邪，止是世间之善，不能革凡成圣。”
同道教的老子化胡说一样，佛教的这些矛盾的说法当出于不同时期的疑伪经，是三教、特别是佛道斗争的反映。
除三圣东行说之外，佛教尚有菩萨化为伏羲、女娲说，也是对道教老子化胡说的一种回应。
总而言之，佛道两门的关系一直是非常激烈对立的，《老子化胡经》自南北朝以来便为佛道二教的一大公案，每当佛道关系紧张之时，《老子化胡经》便成聚讼之所，双方围绕此书的真伪，辩论了近一千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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